一條路和一支軍隊——獻給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89周年暨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

對于97歲的老紅軍孫金道來說，80年前的遠征給予他的最深記憶，就是兩個方面：打仗+挨餓。

 

“一年多時間差不多天天都在打，都在跑，都在餓肚子。”孫金道當時是紅四方面軍270團的傳令兵，長征開始的時候，還未滿16歲。他清楚地記得，到了西北，“才美美地睡上了昏天黑地的一大覺”。

 

“苦是真苦，不過有了那樣的經歷，就再也不擔心溝溝坎坎了。”直到今天，老人依然為自己右腿上的兩處槍傷自豪。

 

16歲的小紅軍，從此成了堅強的戰(zhàn)士。那么，對于一支軍隊，這場艱苦卓絕的遠征，又意味著什么？

 

長征，錘煉了一支軍隊的戰(zhàn)略戰(zhàn)術

 

一支軍隊，兩條河流，兩番苦戰(zhàn)——截然不同的戰(zhàn)局，檢驗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戰(zhàn)略戰(zhàn)術。

 

湘江戰(zhàn)役，面對5倍于己的敵人圍追堵截，紅軍損兵大半，幾近覆沒；四渡赤水，面對10倍于己的敵人重重包圍，紅軍沖出包圍圈，絕地重生……

 

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，廣西北部的湘江。中央紅軍在通過國民黨精心構設的第四道防線時遇到了滅頂之災：頭上是狂轟濫炸的飛機，身后是潮水般涌來的中央軍，前方是設防堵截的桂軍和湘軍，紅軍被死死壓在寬30公里、長80公里的錐形地帶……

 

長征之初大搬家式的撤退捆住了紅軍的手腳，也奪去了一次次稍縱即逝的戰(zhàn)機。苦戰(zhàn)5天5夜，雖然黨中央和紅軍主力涉險過江，8.6萬人的長征大軍卻銳減至3萬余人……

 

不到兩個月，紅軍在黔北山區(qū)多雨的早春面臨的局面比血戰(zhàn)湘江更為嚴峻：隊伍疲憊，傷病嚴重，缺衣少糧……敵我力量之比，達到空前的40萬∶3萬。表面上看，紅軍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。

 

蔣介石坐鎮(zhèn)西南，夢想挾湘江一戰(zhàn)之勇，徹底解決中央紅軍于川黔滇邊界。

 

然而，蔣介石顯然忽視了這樣一個細節(jié)：毛澤東回來了，那支靈活機動的紅軍又回來了！

 

黨和紅軍理想的航船駛進最狹窄航道的關頭，毛澤東再次闊步走向船頭——貴州，成了他力挽狂瀾的起點。

 

第一仗，西進土城受挫。毛澤東沒有戀戰(zhàn)，迅速渡過赤水河，作勢北渡長江。當蔣介石匆匆在長江南岸布置幾十個團阻攔，毛澤東卻殺了個回馬槍，掉頭二渡赤水，取桐梓、奪婁山關、重占遵義城，5天內擊潰蔣介石嫡系吳奇?zhèn)ゲ績蓚€師另8個團。

 

這是紅軍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。

 

蔣介石飛重慶、飛貴陽，親自督戰(zhàn)。中央軍和川、黔、滇各省部隊鋪天蓋地向遵義城撲來，毛澤東卻毫不戀戰(zhàn)，紅軍從茅臺鎮(zhèn)附近第三次渡過赤水，用1個團偽裝主力繼續(xù)向西挺進川南，再次擺出北渡長江的姿態(tài)。

 

對紅軍渡江北上深信不疑的蔣介石，沒有吸取上次的教訓，立刻調兵向川南壓縮。紅軍主力突然回撤，從敵軍間隙穿過，四渡赤水。爾后南渡烏江，兵鋒直指貴陽——

 

這一隊奇兵，嚇壞了正在貴陽的蔣介石。守軍僅一個團的貴陽城亂作一團，蔣介石急調滇軍入黔“救駕”。

 

不料紅軍卻是虛晃一槍，繼而挺進云南，前鋒抵達距昆明城僅7.5公里處——由于主力都趕去救蔣介石，昆明守軍也嚇得不敢出城作戰(zhàn)。

 

“如同威逼貴陽一樣，毛澤東只想使蔣介石調回更多的軍隊保衛(wèi)昆明。”軍事專家徐焰說，“實際上，他的目標是北渡金沙江。”

 

蔣介石果然從金沙江附近撤回3個團防衛(wèi)昆明，金沙江變成幾乎不設防的地帶。

 

機不可失。毛澤東揮兵三路，以每日百里的強行軍，急赴金沙江最近的3個渡口，用7條小船搶渡金沙江。

 

紅軍，就此跳出了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包圍圈，也度過了長征中最危險的階段……

 

敵進我退，敵駐我擾，敵疲我打，敵退我追……這，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創(chuàng)造的戰(zhàn)術原則。

 

靠著這樣的戰(zhàn)略戰(zhàn)術，從井岡山斗爭到開辟贛南閩西根據地，紅軍一次次粉碎蔣介石重兵圍剿；忽視和放棄了這樣的戰(zhàn)略戰(zhàn)術，甚至不顧自身弱勢與強大敵人死磕硬拼，紅軍先敗于第五次反“圍剿”后敗于湘江之戰(zhàn)，一次比一次輸?shù)酶鼞K。

 

“‘十六字訣’改變了古往今來的勝敗標準。”軍事專家金一南指出，今天，全世界都在談論軍事革命的時候，美國人卻說，還有另一場軍事革命：毛澤東的軍事革命。

 

毛澤東的戰(zhàn)略戰(zhàn)術，就是建立在實事求是之上的創(chuàng)新，就是對敵情我情世情的深刻洞悉和牢牢把握。

 

日軍獨立混成第四旅一名叫做香川孝志的伍長，在戰(zhàn)斗中做了俘虜，他想自殺，做天皇的“護國之神”。這時，在八路軍那里，他發(fā)現(xiàn)了一本書——正是這本書，改變了他后來的命運。

 

“這本書不能完全讀懂，但我看了一遍，如雷擊頂，使我震驚。”他所震驚的是，還在日軍兵鋒正盛的戰(zhàn)爭第二年，書中已經預見到將來的戰(zhàn)略大反攻了。香川孝志提出要見書的作者。

 

這本書就是《論持久戰(zhàn)》。在延安的窯洞，香川孝志見到了毛澤東，從此走上反戰(zhàn)之路。

 

在劣勢中尋機求生存，在被動中尋機求發(fā)展。經歷長征的淬火和抗戰(zhàn)的錘煉，這樣的戰(zhàn)略戰(zhàn)術日臻完善，共產黨領導的隊伍越打越精。

 

解放戰(zhàn)爭之初，面對擁有全副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，毛澤東果斷決策：讓開大路、占領兩廂。結果，地盤越占越大的國民黨捆住了手腳，共產黨卻在輕裝前進中越來越強。待到我軍開始戰(zhàn)略反攻，力量對比已經悄然間發(fā)生了改變。原本計劃5年左右的解放戰(zhàn)爭只用了3年。

 

靈活機動的戰(zhàn)略戰(zhàn)術背后，是統(tǒng)帥與士兵生死與共，是上到總司令下至基層指揮員一馬當先。在幾乎看不到盡頭的長征烈士英名錄上，僅營以上干部就有432人。

 

土城戰(zhàn)役，是毛澤東在遵義會議重掌指揮權后指揮的首次大戰(zhàn)，由于情報失誤，紅軍一度陷入被動。朱德總司令提出親自上前線指揮，毛澤東連吸幾口煙沒有答應。總司令把帽子一脫：“只要紅軍勝利，區(qū)區(qū)一個朱德又何惜？”

 

成排成排的士兵倒在彈雨中。炮彈，就在朱德身邊爆炸，氣浪幾次把這位“紅軍之父”震倒在地。抖抖身上的土，年近半百的朱德像普通士兵一樣端著機槍沖進敵陣……

 

聶榮臻生前回憶，紅軍打仗，打的是黨團員，打的是干部，每一仗下來，黨團員負傷之數(shù)，常常占到傷亡數(shù)的25%，甚至50%。

 

相同的例子還發(fā)生在抗美援朝戰(zhàn)場。1950年10月，當“聯(lián)合國軍”總司令麥克阿瑟在距前線1000多公里的東京“第一大廈”樂觀地等待他個人盲目確定的美軍得勝班師時間時，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正乘著一輛蘇制吉普車，單車奔馳在硝煙彌漫的戰(zhàn)場。

 

領先于部隊到達前線的彭德懷，及時調整作戰(zhàn)方針，把陣地防御戰(zhàn)變?yōu)樵谶\動戰(zhàn)中尋機殲敵，打了一場“世界戰(zhàn)爭史上少有的遭遇戰(zhàn)”——云山之戰(zhàn)，美國陸軍王牌騎1師遭重創(chuàng)，1800人被消滅。

 

戰(zhàn)斗結束，被俘的美軍騎8團參謀長不服氣：“沒有飛機轟炸、炮火準備，沒有坦克沖擊，班、排、連悄悄地靠過來就打，這算什么戰(zhàn)術？”當他被告知這是“毛澤東戰(zhàn)術”時，少校參謀長滿臉驚愕。

 

大敵當前，幾乎沒有哪支軍隊的統(tǒng)帥會先于士兵深入變幻莫測的戰(zhàn)場。但，早在長征路上就“橫刀立馬”的彭大將軍敢，從長征路上走出來的志愿軍將領也敢。

 

此時，麥克阿瑟麾下的兵力44.4萬人，各種作戰(zhàn)飛機1100余架、艦艇200余艘。而彭德懷指揮的志愿軍，仍處在“小米加步槍”時代，全部車輛還不及美軍一個軍的裝備數(shù)量。

 

就是在這樣看似“一邊倒”的局勢下，志愿軍用一連幾次大規(guī)模的戰(zhàn)役，把一度打到鴨綠江邊的“聯(lián)合國軍”徹底趕回了“三八線”。

 

1951年4月11日，麥克阿瑟被杜魯門總統(tǒng)匆匆解職。那雙曾在日本投降書上簽過字的手，卻無法簽下朝鮮戰(zhàn)爭的勝利。

 

兩年后的7月28日，“聯(lián)合國軍”司令官克拉克被迫簽了朝鮮停戰(zhàn)協(xié)議：“我成了歷史上第一位在沒有勝利的停戰(zhàn)協(xié)定上簽字的美國陸軍司令官。我感到一種失望的痛苦……”

 

10年之后，有著“軍神”之稱的麥克阿瑟在去世前一年，留下了這樣的忠告：“誰想跟中國陸軍打仗，一定有病。”

 

長征，淬火了一支軍隊的意志精神

 

“七七”事變后，日軍叫囂：3個月內滅亡中國。

 

也許，驕橫的日軍看到了中國國力的衰敗和中國政府的軟弱，卻沒有看到一支新生的力量已經站到了抗擊侵略的第一線。

 

平型關一戰(zhàn)，13公里的山谷中倒下了坂垣師團1000多具尸體。以紅一方面軍為主改編的八路軍115師一戰(zhàn)成名，日軍不可戰(zhàn)勝的神話也首次破滅。那是不少紅軍戰(zhàn)士第一次見到坦克和裝甲車，擔負正面進攻任務的李天佑帶著他的686團與日本精銳部隊白刃拼殺。

 

身上有6處戰(zhàn)傷的李天佑20歲擔任紅三軍團5師師長，長征中擔負艱巨的前衛(wèi)師重任。此時，這位八路軍主力團團長，年僅23歲。

 

23天后，由紅二方面軍改編的120師設伏雁門關，幾十輛汽車在沖天大火中化為灰燼。日軍要在3個月內滅亡中國的“夢想”，如同雁門關下升騰的濃煙一樣隨風消散。

 

這一仗斃傷日軍500余人。單手挎槍沖在部隊前面的，也是一位身負6次戰(zhàn)傷的年輕戰(zhàn)將——24歲的716團團長賀炳炎。1935年12月，擔任紅二六軍團5師師長的賀炳炎右臂被炸爛。沒有手術器械和麻醉藥，醫(yī)生只好用木工鋸子截去了他的右臂。

 

又過一天，由紅四方面軍改編的129師再傳捷報：769團夜襲陽明堡，擊毀敵機24架……屯居山西的日寇一時失去空中突擊力量。

 

指揮戰(zhàn)斗的769團團長，是比李天佑還年輕一歲的陳錫聯(lián)。19歲擔任紅四方面軍11師政委的陳錫聯(lián)，4次身負重傷，長征中三過草地……

 

不到一個月，3支長征大軍改編的八路軍3個主力師，以戰(zhàn)斗姿態(tài)亮相抗日前線，讓不可一世的日軍從此記住了這樣一群渾身戰(zhàn)傷的軍人。

 

“那時，鬼子都知道，戴斗笠的八路不好惹。”老紅軍夏精才說，“我們多半剛走完長征，習慣打仗就像習慣餓肚子一樣，因為紅軍中多半是南方人，有戴斗笠的習慣，沒想到竟被日本人作為特征記下來了。”

 

軍事專家趙小卓認為，八路軍的這些戰(zhàn)斗之所以著名，在于經歷過長征考驗的官兵所展示的純熟戰(zhàn)術素養(yǎng)和頑強戰(zhàn)斗作風，更在于從他們表現(xiàn)出的堅強信念：捍衛(wèi)民族獨立最堅定，維護民族利益最堅決，反對外來入侵最勇敢。

 

長征，錘煉了鐵一樣的意志、鐵一樣的精神和鐵一樣的部隊。

 

盤旋在崇山峻嶺之間的大渡河，水深流急，巨浪能掀起幾丈之高，幾十里也找不到一個渡口。

 

1863年，太平天國驍將石達開率兵西進，在這里全軍覆滅，7000強悍的太平軍慘死在清軍刀下。1935年5月下旬，剛剛走出彝族聚居區(qū)的紅軍在大渡河畔遭遇10萬國民黨大軍南北夾擊，又一次陷入生死絕地。

 

蔣介石電令：“今共軍入此漢彝雜處，一線中通、江河阻隔、地形險峻、給養(yǎng)困難的絕地，必步石達開覆轍，希各軍師鼓勵所部建立殊勛。”

 

危急時刻，楊得志率紅1團從數(shù)百里之外突然出現(xiàn)在安順場渡口。槍林彈雨中，17勇士駕一只從敵人手中奪回的小船從巨浪尖上飛向對岸。

 

但船少人多，幾萬人馬無法迅速渡過大渡河。楊成武指揮紅4團以晝夜行軍240里的速度直撲瀘定橋，在敵人還未來得及毀掉這座古橋時，22名突擊隊員已經冒死攀上了搖搖晃晃的鐵索……相隔72年，兩支走過同一條道路的軍隊，最終有了截然不同的結局。

 

留在大渡河畔的奇跡，成了長征路上兩支開路先鋒——紅1團和紅4團的榮耀。美國學者謝偉思后來在瀘定橋畔，用這樣一段話表達敬意：“能夠親臨人類歷史上如此重要的地方是激動人心的。”

 

全面侵華之初，日軍并未將共產黨所領導的隊伍視為對手——這支剛剛經歷過長征的部隊人數(shù)不足4萬人，不少士兵手中的武器還是大刀長矛。

 

1938年秋天，27歲的八路軍344旅代理旅長楊得志東出太行，身邊的隊伍只有百余人。然而，僅僅5年零3個月之后，楊得志和戰(zhàn)友們已經把冀魯豫邊區(qū)壯大成了擁有2000萬人口的全國最大敵后抗日根據地。

 

紅軍都是英雄漢。1939年11月7日這一天，楊成武也迎來了他抗戰(zhàn)歷程中的閃亮一筆。黃土嶺之戰(zhàn)，時任晉察冀軍區(qū)一分區(qū)司令員的楊成武指揮部隊，把日軍獨立混成第二旅團誘入山谷。激戰(zhàn)過后，日軍死傷900多人，“名將之花”阿部規(guī)秀也“凋謝在了太行山上”。

 

這一年，阿部規(guī)秀53歲，楊成武25歲。

 

看看這樣一組數(shù)字，就會發(fā)現(xiàn)年輕的紅軍將士曾經經受了怎樣的磨礪：長征中重要戰(zhàn)役戰(zhàn)斗近600次，幾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戰(zhàn)，平均走365里才休息一次，日均行軍74里……一群經歷過如此煉獄的人，還有什么硬仗、惡仗、險仗不能直面？

 

1949年1月14日，解放天津的戰(zhàn)斗打響。憑借著“大碉堡化”的堅固工事，國民黨認為津門防御“固若金湯”。長征時期擔任紅一軍團2師政委的天津前線指揮部總指揮劉亞樓立下“軍令狀”：30個小時內拿下天津城！

 

15日拂曉，解放軍攻克天津，13萬守軍全部被殲。此時，距戰(zhàn)役總攻開始僅僅過去29個小時。

 

當年11月11日，39歲的劉亞樓出任空軍第一任司令員。朝鮮戰(zhàn)爭期間，年輕的中國空軍擊落敵機330架，打出了一片英雄的天空。

 

戰(zhàn)爭舞臺就是戰(zhàn)將的考場。長征，淬火了一代戰(zhàn)將；戰(zhàn)火，加速了長征戰(zhàn)將的成長。

 

抗美援朝第二次戰(zhàn)役，志愿軍用震驚世界的一戰(zhàn)，扭轉了戰(zhàn)場局勢，斃傷俘敵3.6萬余人，其中美軍2.4萬余人。美國《紐約先驅論壇報》驚嘆：這是美國陸軍史上最大的敗績！

 

這一戰(zhàn)，38軍一個軍消滅的敵人，占參戰(zhàn)部隊殲敵總數(shù)的33%，打出了“萬歲軍”的威名。此時的38軍軍長，就是從士兵一路成長為高級將領的年輕戰(zhàn)將梁興初。

 

1935年9月，紅一方面軍突破臘子口到達岷縣。這時，毛澤東麾下只有7000人，長征之初擔任團長的梁興初也成了紅一軍團偵察連連長。部隊開往何處去？還沒有明確的目標。毛澤東親自為梁興初下達任務：國民黨的報紙、雜志，只要是近期的，各種都給搞幾份來。

 

梁興初立即帶領偵察兵化裝成中央軍開赴哈達鋪。身上有6處彈傷的梁興初這一次沒費一兵一彈，就進入這座甘南重鎮(zhèn)，不但找到了刊有徐海東率紅25軍與陜北劉志丹部會師的消息的報紙，還生俘了一個路經哈達鋪的國民黨少校。

 

走過千山萬水的紅軍，終于有了落腳地。毛澤東喜形于色：“我們的偵察兵，把劉志丹的根據地給‘抓’來了。”

 

敢戰(zhàn)、善戰(zhàn)，能戰(zhàn)、勝戰(zhàn)——這，就是長征將士的膽氣，就是長征將士的意志。無論與日本侵略軍浴血奮戰(zhàn)在敵后戰(zhàn)場，還是與國民黨軍隊殊死較量，抑或與美國糾集的所謂聯(lián)合國軍廝殺在朝鮮戰(zhàn)場，從長征中走出來的一代軍人，始終是這支越戰(zhàn)越強的軍隊的核心。

 

長征雖已結束，他們仍在創(chuàng)造歷史。

 

1955年1月18日，人民解放軍出動艦艇188艘、作戰(zhàn)飛機184架發(fā)起一江山島戰(zhàn)役——第一次三軍聯(lián)合渡海登陸作戰(zhàn)取得勝利。戰(zhàn)役總指揮為長征時的紅三軍團4師政治部主任張愛萍。是役結束，張愛萍出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，參與領導國防尖端武器研制試驗，先后4次擔任核試驗委員會主任委員和現(xiàn)場試驗總指揮……硝煙散去，璨若群星的長征戰(zhàn)將，又開始閃爍在人民軍隊現(xiàn)代化的征程上。

 

1997年10月，最后兩位老紅軍退出軍隊重要領導崗位。一位是從1982年起擔任海軍司令員，后來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劉華清；另一位是在百萬大裁軍后出任國防大學校長7年之久，后來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張震。

 

1934年11月，18歲的劉華清跟隨紅25軍長征，在獨樹鎮(zhèn)戰(zhàn)斗中腿部重傷，拉著馬尾巴走完了長征路；比劉華清早一個月踏上長征路的紅三軍團4師10團3營營長張震也在土城戰(zhàn)役中腿部負傷，這是他參加紅軍5年留下的第3處戰(zhàn)傷。

 

在中國軍事舞臺，長征將士馳騁了整整一個甲子，也把長征精神永遠根植在了人民軍隊的沃土中。

 

長征，奠定了一支軍隊的勝利之本

 

1949年1月10日，歷時43天的淮海戰(zhàn)役結束——60萬解放軍打敗80萬國民黨軍隊，徐州“剿總”副司令杜聿明被俘。

 

斯大林聞聽此訊，在記事本上寫道：“60萬戰(zhàn)勝80萬，奇跡，真是奇跡！”

 

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并不清楚，與60萬解放軍指戰(zhàn)員并肩戰(zhàn)斗的，還有解放區(qū)500萬支前民工。

 

上世紀60年代初，被特赦的杜聿明陪同周恩來總理宴請英國二戰(zhàn)名將蒙哥馬利。蒙哥馬利問杜聿明：“你的百萬大軍到哪里去了？” 杜聿明笑著指向對面的陳毅元帥：“都送給他了。”

 

戰(zhàn)爭的偉力在于民眾之中。早在創(chuàng)建紅色根據地之初，毛澤東就把做群眾工作當作紅軍的三大任務之一。一心為了群眾，緊緊依靠群眾，也成了這支新型人民軍隊區(qū)別于一切舊軍隊的最鮮明標志。

 

長征時期擔任天全縣第一任縣委書記的李中權將軍生前回憶，紅軍的各級指揮員，既是戰(zhàn)斗員，也是宣傳員，不管戰(zhàn)斗多么緊張，時刻不忘聯(lián)系群眾，發(fā)動群眾。

 

據美國記者斯諾記載：“……僅紅一方面軍就翻越了18座山脈，其中5座經年被雪覆蓋，跨過了24條河流，歷經12省，還突破了中央軍和10個不同省份軍閥的包圍，穿過了數(shù)十年來沒有一支中國軍隊經過的10個土著地區(qū)。”

 

川西大涼山，就是斯諾所說的數(shù)十年中沒有一支漢族軍隊能夠經過的地方。

 

1935年5月，紅軍巧渡金沙江后，進入大涼山腹地。

 

擔負開路任務的工兵連遭到彪悍的彝族群眾圍攻，武器被奪走，指導員被打傷，甚至連身上的軍裝也被搶走了。誰料，紅軍戰(zhàn)士打不還手，罵不還口。彝族同胞們被深深感動了。

 

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按照彝家的風俗，與彝族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、結為兄弟。劉伯承從腰帶上解下跟隨他多年的左輪手槍贈給小葉丹，小葉丹則把自己心愛的坐騎送給了劉伯承。紅軍順利通過彝族聚居區(qū)，民族解放的火種從此也在大涼山扎下根來。

 

“長期受舊軍隊壓迫的少數(shù)民族群眾第一次看到了一支不一樣的軍隊，也永遠記住了紅軍的紅五星。”歷史學家岳思平說，長征使億萬沿途民眾認識了紅軍，也為日后的抗日戰(zhàn)爭和解放戰(zhàn)爭取得勝利提供了堅實的群眾基礎。

 

擔任過四川省委書記的天寶，就是從寺廟中脫掉身上的袈裟，毅然參加長征的。跟隨紅軍走到延安、走上革命道路的奴隸娃子，還有擔任過西藏自治區(qū)人大常委會主任的協(xié)饒登珠、擔任過青海省政協(xié)主席的扎喜旺徐……作為最早的藏族共產黨員，他們被毛澤東稱為“佛祖賜給我們紅軍隊伍的寶貝”。

 

經歷過生死考驗，他們的意志像鋼鐵一樣堅強；經歷過絕地生存，他們的生命像種子一樣旺盛。包括一、二、四方面軍和紅25軍團，30萬長征大軍，最終到達陜北的僅僅3萬余人。然而，正是這樣一批人改寫了歷史。蕭克將軍生前回憶，抗戰(zhàn)爆發(fā)后，連紅軍的炊事員和衛(wèi)生員，都能到敵后發(fā)動起一片群眾，創(chuàng)建根據地。

 

麻雀戰(zhàn)、襲擾戰(zhàn)、地道戰(zhàn)、地雷戰(zhàn)……人民軍隊與根據地群眾用迸發(fā)出的戰(zhàn)爭智慧，創(chuàng)造出一整套令日寇聞風喪膽的戰(zhàn)法。雖然敵后軍民沒有鐵甲戰(zhàn)車，但整個大地都成了抗日軍民的裝甲和偽裝。

 

“人民群眾的力量，比任何天時、地利都重要。”老紅軍強勇還記得，為了不讓狗叫，便于八路軍襲擊日軍，河北人民在4個月內打死了境內數(shù)十萬條狗。到1940年，冀中平原已是道溝縱橫——敵后武裝可隨時在溝中行動，日軍的汽車裝甲車則寸步難行。

 

淮海戰(zhàn)役第三階段，支前民工與參戰(zhàn)兵力比例達到9∶1。88萬輛獨輪車，向前線送去了足夠一個城市吃上5年的糧食。歷史學者尚偉說：“人民群眾之所以能夠‘傾家蕩產，忍受一切艱難，支援前線’，是因為他們深深認識到，只有共產黨的軍隊，才是真正人民的軍隊。”

 

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解放。當成千上萬的市民推開家門，被眼前的一幕驚呆了：蒙蒙細雨中，馬路兩側的屋檐下，一排排解放軍抱著槍，和衣而臥。

 

勝利之師的仁義之舉，令上海市民感動。氣象學家竺可楨在那天的日記中寫道：下午3點，起微雨，子夜大風……解放軍在路邊站崗，秩序極佳。

 

占領上海的主力部隊之一為華野勁旅27軍，軍長是長征時期擔任過紅四方面軍3個團團長和政委的聶鳳智。這員有名的虎將命令部隊“瓷器店里打老鼠”，寧肯多流血犧牲，也不使用重武器。

 

66年后的一個冬日，幾乎相同的一幕，又發(fā)生在了一座北方城市。

 

2015年12月28日，當清晨的陽光喚醒石家莊的時候，人們沒有察覺到，與他們相伴了整整46年的英雄部隊，已經悄然告別。

 

作為全軍第一個因改革而進行部署調整的軍級單位——27集團軍從河北移防山西，萬人千車動，搬遷寂無聲。從南方到北方，從戰(zhàn)爭年代到和平時期，一代又一代官兵始終牢記這樣的教誨：只有秋毫無犯的軍隊，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；只有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軍隊，才是真正能打勝仗的軍隊。

 

……

 

指揮強渡大渡河戰(zhàn)斗的聶榮臻，新中國成立后成了國防科技事業(yè)的奠基人。他把中國的運載火箭定名為：長征。長征勝利35周年的時候，聶帥親自選址，把一座大型的航天發(fā)射場，建在了劉伯承與小葉丹彝海會盟的大涼山中。

 

今天，中國航天發(fā)射已經由群山腹地和戈壁深處向大海邊邁進。就在1個月零3天前，當孫金道老人和滿堂的兒孫，在電視機前看到新一代運載火箭在新建成的海南文昌發(fā)射場呼嘯飛天的壯觀場面時，執(zhí)意喝下了滿滿一碗米酒——老人文化不高，但火箭尾翼上那團火紅的標志，卻認得清清楚楚：長征！

 

80年過去，孫金道這一代用青春熱血譜就了英雄史詩的紅軍戰(zhàn)士，已經越來越少。然而，就像接力飛天的長征火箭一樣，人民軍隊的新長征不同樣一日千里嗎？

 

走好每一代人的長征，這是那一代軍人的初心，也是新一代軍人的夢想。（賈永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