親歷日軍屠殺的百年中學：圣士提反書院70年記憶傳承

“這個是我們的書院大樓，一樓有些課室，二樓是學生宿舍。1941年12月25日，約200名日軍士兵闖進已被臨時改成軍事醫(yī)院的書院大樓，他們用刺刀殺死了當時負傷臥床的英軍及加拿大軍人，還有部分醫(yī)護和我們學校的教職員。這次殺戮史稱‘圣士提反書院大屠殺’……”

圣士提反學院中四(高一)學生梁君鴻站在兩棟歐式白色大樓前，向中新社記者說起這段血色的校史。

根據香港資深報人謝永光在《戰(zhàn)時日軍在香港暴行》一書中摘引的、全程目擊慘案的加拿大陸軍隨軍牧師巴萊特戰(zhàn)后在東京戰(zhàn)犯法庭上做的證詞：在日寇鐵蹄踏上香港島的那個黑色圣誕節(jié)，闖進傷病醫(yī)院的日本軍人，無視國際戰(zhàn)時法和《日內瓦公約》，用滅絕人性的手段開腸、破肚、肢解、挖眼、割鼻耳舌，把170名手無寸鐵的傷員和醫(yī)生、護士活活殺死，7名女護士無一幸免被奸淫，有的還被壓在尸堆上輪奸，奸后再處死……

三年零八個月的日占時期，書院被轉為拘留營，近千戰(zhàn)俘囚居校園，運動場被轉作菜田，為被拘禁者提供急需的食物。期間，日軍還在香港犯下“港島南區(qū)殺人事件”、“難民船沉沒事件”、“梅窩血案”等罪行。

70多年后，這座位于香港島南面海濱的百年老校書聲朗朗，師生們在被評定為歷史建筑的校舍中穿梭往來。學校后山的赤柱軍人墳場安葬著包括學院教師在內的598名二次大戰(zhàn)死者。南山徑上的小屋——文物館里，陳列著當時的報紙、拘留者的日記、地圖、手繪生日卡等文物。

2008年，圣士提反書院開始推行文物徑導賞服務計劃，把書院大樓、馬田宿舍、小教堂、墳場及文物館等地點串連，安排學生為市民做義務導賞員，從校園的磚瓦講解到香港的抗戰(zhàn)歷史。梁君鴻就是他們中的一員。

“我們在中一(初一)的時候就會學習學校的歷史。而報名成為導賞員之后，老師做的系統(tǒng)資料，會通過上一屆的學長學姐教給我們。我們再教給學弟學妹。”

在這所有900余學生的中學里，除了必修校史，有超過100名學生報名了導賞計劃，這在圣士提反文物展覽館統(tǒng)籌老師陳國培看來，是“一種傳承歷史的辦法。”

“日軍在香港的暴行證據確鑿，如果日本人想說自己在戰(zhàn)爭中沒有做什么壞事，那簡直是天方夜譚。”陳國培以圣士提反拘留營的管理方式為例，“日軍在香港殘殺、強暴，把人民的財產掏光，把人力掏光，把所有能用的資源掏光。日軍在香港所謂管制，只不過說把香港的資源用盡而已。所以日本人在香港整個戰(zhàn)爭時期，沒有管制，只有負面的破壞。”

為了記錄這段歷史，并讓更多人知道，圣士提反書院每年都會接待前來悼念戰(zhàn)友或親人的加拿大、澳洲等地老兵，接受他們的家屬捐獻的相關文物。學校也帶學生赴東南亞，尋訪戰(zhàn)亂時期的校友。書院期望通過“口述歷史”的方式，配合資料、文物的整理展出，還原、記錄、證實日占時期的社會百態(tài)。

近年來，圣士提反文物徑的影響力逐漸擴大，甚至還有日本的中學也每年安排學生來參觀，與香港的學生一同了解當年日軍在香港的所作所為。

“還有很多資料和訪問錄音，限于人力物力，我們都還沒有時間去整理。”陳國培說，歷史無聲，戰(zhàn)亂的教訓卻應該代代相傳。但如今說起香港的抗戰(zhàn)史，提到圣士提反屠殺事件的，多會用上“鮮為人知”一詞。這段歷史不被提及的原因之一，陳國培坦言，“因為我們沒有足夠時間好好的講。”

“1997年以前念中國歷史的人數，比1997年以后的還要多，最大的原因是什么？課程改革之后，中國歷史科目慢慢的不受重視了。”這位在圣士提反書院任教20余年的歷史教師認為，課程編制限制了對學生的歷史教育，香港年輕人、特別是吸收能力最強的中學生，對于歷史的認知都不夠。

“從學校的歷史講到香港、中國近代史，從日軍侵華史關聯(lián)的我們生活，到學生的價值判斷，必須要從整個歷史層面看，然后才會感覺到對國家的認識。”陳國培說，“如果學生本身對歷史不了解、沒有體會與成就感，沒有承前啟后，如何感受血脈相連？”(完)

記者 盧哲